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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荟萃】李延保:学习、借鉴和创新——建

2020-02-03 21:37 次浏览 分类:赢咖注册

  原标题:【名家荟萃】李延保:学习、借鉴和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的文化自信

  文章来源第十届“教育中国未来30人论坛”2019年年会——“教育湾区:永续民族辉煌”

  作者简介李延保,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本科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

  中国现代大学发展较晚,官方认定的第一所现代意义大学是1895年的北洋公学(天津大学的前身);而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是第一所现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书中指出: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渊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梅贻琦)

  在中国历史上,大学教育至少可追溯到2500年前的孔子讲学,讲授的主要是人文知识,讲求修身养性,培养“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培养的人才大多是文人墨客和官吏。

  西方现代大学的直接源头是欧洲的中古世纪大学。其中,意大利波洛尼亚(Bologna)大学建于1088年,有“欧洲大学之母”称号。在欧洲大学早期发展的历程中逐步形成一套教学体系,比较多地讲授数学和天文学及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重视逻辑推理的科学思维训练,并逐步使科学成为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培养的不仅有官吏、神职人员,也有工程师和医生等等。

  正由于中国传统教育缺乏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和传承,使得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得不到强大的理论支撑,发现或发明只是停留在应用技术层面上,并没有发展成科学的原理。

  众所周知,“李约瑟之问”,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为什么没有和世界同步孕育出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对此,许多人从各个层面上做过分析、解读,其中,爱因斯坦也讲到,缺乏逻辑

  中国现代意义大学起步晚,先天发育不足,从一开始就是开放的,重视吸纳各国教育经验,使得中国大学的教育模式成为了混合型的,未能形成稳定的现代大学教育传统,中国大学发展还缺乏自信与成熟度。

  如,学制四年类同美国,专业教育源于前苏联,人事管理相当于英国或日本模式,教师享受公务员待遇。医学和法学混合了美国和欧洲模式,即便是“学位袍”,其形式也可追溯到早期中古世纪大学为享受到教会的某些特权,如免于世俗的司法而保留具有教会背景的东西。

  《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要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那么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呢?

  伴随着中国大学向世界先进教育学习和借鉴,西方大学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

  其中,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纽曼),大学要实行“自由的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由科学而达至修养”(洪堡)及“大学教育直接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服务”(威斯康星),完善了大学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三大功能。直至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着眼未来,引领社会”,建立“前瞻性大学”的理念,使大学承担起教育的责任、学术的责任、服务社会与引领社会前进的责任。”

  这些基本观点已成为世界大学教育的共识,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成为现代大学基本的办学理念。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现代大学和国外大学并无本质区别。

  在中外大学交往中,西方大学也竭力把所谓“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和自主办学”当成现代大学的共同价值观影响我国大学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但是美国和西方大学的现实并不如此,曾经担任美国著名大学的几位校长写的回忆录中都已有贴近现实的解读。正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原校长克拉克·克尔著书说,早期世界主义大学在地球上已消失了近500年,如今,“大学不仅要为国家的行政和经济的利益服务,成为国家的一个工具,而且要成为社会的灵魂和人民大众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还指出,“500年前,大学的学者,首先是一个学者。然而,现在越来越成为首先是一个公民,铁的事实是,大学首先是国家的机构。”(克拉克·克尔)

  客观的现实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是讲政治的,都会以社会的主流文化,主流价值观指导和影响大学的发展。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所涉及的敏感问题有所不同,干预的形式和程度不同而已。

  现实社会中,所谓教授治校,是现代大学的教育理念,而大学的治理更强调的是学术和行政权力的共治;学术自由也要有学术的规则和约束相伴;学校自治、自主办学的前提是必须遵从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社会的约束。大学和社会是互动的,现实生活只存在着有条件、有约束的自由和自治。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有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和世界先进高等教育有了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平台,在学习与借鉴的基础上,逐步增强了自信和话语权。“双一流”大学与学科建设进一步加快中国的高等教育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推进。但是有些问题,还必须进一步厘清。

  当前对中国高校影响比较大的有二件事,一是本科教育中的通识教育,二是ESI对学科评价和学校排名的影响。

  首先,当前几乎所有高校其本科教育都包含有通识教育的课程,其课程组合因校而异。

  早些年,由于高考的文理分科,理工科学生文化素养明显不足。因此,补充文科类课程一度是理工科大学教育改革的重要内涵。世纪之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确定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教育观和指导原则。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大学本科教学计划中都包含有与素质教育相关的公共教育课程系列,其中也受到国外大学通识教育理念的深刻影响。

  西方大学的通识教育也经历过发展历程。从古罗马开始,中世纪认为人类知识被分为七大门类,即“文法、修辞、辩证法”三门学科(三科)和“几何、算数、天文、音乐”(“四艺”)。“三科四艺”被称为“自由七艺”,几百年间,都是作为西方博雅教育的根基。直到现在,在西方的通识教育中,这些方面的内容仍然是所谓“智慧课程”的主要内涵。当然,课程的深度、广度有了很大的改观。

  另一方面,中世纪大学起初是由学生产生的同乡会,教师成立的教授会切磋讨论问题,再由这些学生和教师团体结合成学习和研究的“组合”,这些组合发展成最早的“大学”。成为学者们讨论和研究的场所,加上欧洲城邦制的社会环境,各国学者在大学中可以自由的往来。

  中世纪大学一般设有文、法、医和神学等学科,文科属于大学的基础教育,文科结业后可升入其它某一学科学习。文科课程主要包括“七艺”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等。因此,在西方大学的文化基因中,主要是基于实证分析的科学精神和形式逻辑推理的思想方法,大学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和求真,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在西方博雅教育、通识教育中,体现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康德学说“教育使人成为人”,使学生从自然人成为一个合格的具有责任感和能力的社会人。

  多年来,在向西方大学学习和借鉴中,这些都已融入到我国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之中,在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选择中也得到体现。但总感到缺点什么。香港事件中的大、中学生的表现让我们清醒地看到完全照搬西方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是有问题的。

  中国现代意义大学是植根在中国文化这块土壤和中国的社会环境之中,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承袭西方大学的一套。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通过大学的制度和大学管理者的文化理念,师生的文化素养始终深刻地影响着学校的发展。因此,从文化视角来看,中国现代大学仍可看成中国传统教育的延伸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是体现中国文化传统特征和现实社会特点的现代大学。

  我国现代大学确实主要从西方学来的,目的是要引进西方大学的科学教育。但是,中国现代大学的诞生也伴随着“教育救国”、“兴学强国”的家国情怀的悲壮历程。北洋公学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的几天之内,痛定思痛,由光绪皇帝御批成立的。在中国早期建立的现代大学办学宗旨中,无一不是强调读书为国、学习为国的家国情怀。严复提出“西学救亡”论影响很大。京师大学堂成为单纯教育机构后的首任总监察(相当于校长)张亨嘉于1904年上任时,对学生的训词是“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张伯苓创建南开大学,将“公”、“能”两字做为校训,激励学生培养爱国、爱群之公德,服务社会之能力。孙中山创办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勉励学生“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等等。

  中国现代意义大学自诞生起就展现了“爱国、为民、家国情怀”的文化基因。追溯到两千年前,《大学》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环节(八条目),使受教育者的知识和修养成为服务社会和国家的人。

  因此,中国现代大学的文化基因,决定了我们既要坚持科学教育,又要承担起灌输和培育具有家国情怀的人才的使命。

  近百年来,从中国具有现代意义大学走出来的大批毕业生,怀揣“救国、为民”抱负,为国家兴亡、民族复兴、社会进步、勇于奉献。即便到海外求学、工作都会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民族振兴,随时会维护国家的声誉,为祖国贡献自己的才智,杨振宁先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学高度重视科学教育,学术发展,重视学术“知识、能力、素质”的全面发展,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创新、求是。但是,也确实忽略了中国现代大学文化基因中所包含的强烈的国家使命、国家意志,而这恰恰是西方大学博雅教育中所缺乏的东西。我认为,我们仍要坚持开放,不排斥其他国家的先进科技和文化。但中国国歌每天都在提醒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还没脱离最危险的时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务尚未完成,中国还没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因此,我们大学在“立德树人”的工作中,要高度重视价值引领、价值塑造并融入到整个教育过程之中,而家国情怀是其中最核心的要素。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等学校交流、合作与思想碰撞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我们要有文化自信,在培养学生价值塑造、立德树人方面有所创新,使“教育救国”、“科教兴国”的文化基因渗入到新时代的每位学生心田之中,并彰显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基本特征。

  同样,过度地利用ESI为代表的学科评价和学校排名,把所有高校都捆绑在一起,也脱离了中国现代大学“科教兴国”的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教学型的,大学教师多数是本科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的,科研能力普遍较低,国际学术交流也很少。到1997年,当年中国所有高校发表的SCI论文总数不及哈佛大学一所学校发表的论文数。为改变这种局面,许多大学的领导不遗余力地从提升大学教师的科研能力着手,选择突破口、切入点。其中,南京大学曲钦岳校长要求每位博士生必须发表两篇SCI文章才能拿到学位。在曲校长的强力推动下,南京大学连续七年SCI收录文章位列全国高校第一,教师科研能力也都迅速提高。此举影响全国。如今发表SCI文章早已不是重点大学追求的目标。人们更关注《Science》和《Nature》等高档次的文章。

  随后,“211工程”催生了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建设,“985工程”又对少数重点大学发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的号令。近年来,“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更激励几乎每一所大学都提出要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目标,其中ESI学科评价和各种大学排名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点。教育行政部门也把ESI学科评价作为高校绩效评价及升格中的重要参考,影响对高校的拨款和其他发展的机遇,扰乱了高校领导者的人心。

  ESI(基本科学指标)是在它划分的22个学科中,基于文献数据库,侧重文章引用情况给出学科排名前1%的机构。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科学术研究活跃的程度。但任何一种评估体系都会有其局限性。ESI从学科划分到选刊,再到文章的引用数对不同学科的差异也存在缺陷和不完备性。

  对我国“双一流”建设的大学和学科来讲,应当借助国际认同的学科评价方法来找到差距,明确目标,增强自信。同时,最本质的是要时刻关注世界学术前沿、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及对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但对绝大多数大学来讲,需要的是贴紧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产业的新技术主流和主战场,增强契合度和渗透能力,在服务国家、行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明显成效。

  中国建设世界教育强国既需要有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学校和学科,也需要大批能满足各行各业需求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包括具有创新能力、工匠精神的一线工程技术和管理等人才,也需要反映我国文化、艺术、体育等教育水准的美术家、舞蹈家、艺术家等等专门人才。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历过精英教育、大众化教育,正进入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教育部门应当坚持分类指导原则,鼓励高校办出特色、找准定位、办出自己水平。高校过度关注ESI指标,教育主管部门过度使用ESI指标,都会导致评价体系的“同质化”,过度重视论文为主的评价体系,削弱多数大学应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鼓励教师到生产、社会、实践一线的基本导向。

  其实,对多数应用型大学来讲,多一个或几个进入ESI前1%学科又有多大意义,有的重点大学已有近20个学科进入ESI前1%,也还不能自称是世界一流大学,因为还没有对世界科技进步、人类文明做出有影响力的实际贡献。

  而且,培养临床医生、职业律师、音乐家、美术家、舞蹈艺术家等各类职业性、行业性很强的应用型人才,其相关学科的考核标准不是ESI评价体系都能包含的。学科类博士点和技能、职业型人才的博士点应当有更多的分类和区别。

  在我评估的高校中,最令我不解的是中国舞蹈家摇篮,拥有最高舞蹈教育水平的北京舞蹈学院居然没有舞蹈学科的博士点;同样,拥有岭南画派、历史悠久的广州美院也没有美术学科的博士点。关键是,没有博士点,影响学校的拨款,在许多机会面前被打入另册。而它们没有博士点的主要原因是学校专业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数尚不达标。问题是,相关专业博士点全国为数极少,博士毕业生当然供不应求。因此,学校只能引进大量非主导专业的博士来充数,对学校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因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强国,不仅要善于学习、借鉴,更要有创新的文化自信。牢记中国现代大学文化基因中“教育救国”、“科教兴国”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努力立足中国的实际走出建设世界教育强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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